今天，中国的历史学正在面临着全面的革新。这场革新是中国历史学自身进步与发展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社会史在中国复兴和发展的结果。十年前，当社会史重返中国史坛的时候，人们对它可能带给中国历史学科的影响还缺乏足够的认识，一般认为社会史充其量只是为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的史著格局补充从属于它们的内容而已。经过10年的探索，社会史对历史学学科变革的影响已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那么，社会史对中国史学变革究竟有哪些影响？应该如何看待这些影响呢？
第一，社会史研究的发展，开启了中国史学学科本土化的发展方向。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史学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深入研究论证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的共同性和一致性。新时代的历史学将在世界历史的共同规律中探索和发现中国历史变迁的特殊规律和基本特性，创建中国特色的新史学，在具体研究中实现中国历史的本土化。
第二，促进中国史学学科体系的革新和史学总体格局的形成。传统的史学框架由经济、政治和文化三大部分组成，其中没有社会史的地位。这样的学科体系结构是不完善的。在这样的体系中，不仅社会史研究被根本忽视了，历史学整体研究的发展也受到很大的限制。随着社会史的发展，以前那种“三足鼎立”的史学格局被逐渐打破，新的通史和断代史体系将由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和社会史四大部分组成，一种全方位的、多角度的、多层次的通史和断代史，将是一种总的学科体系。
新通史和断代史体系中，社会史不仅仅是新增加的与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相区别的一个孤立的部分，一个孤立的章节。新的史学格局要求将历史学看成是由经济史、政治史、社会史和文化史四个部分组成的多层次、多线索交错互动、互相联系的相辅相成的学科整体。同时，这四个部分又自成体系，它们组成了历史学学科网络结构，通史的总体性存在于这些部分中间，而且是通过这些部分自然形成的。实际上，四个部分的划分完全是为了研究的方便，通史作为一个整体，首先要研究至少以上四个部分的历史，然后再研究它们之间的联系，从它们的联系和关系中综合抽象出总体历史的特色及其发展方向。因此，社会史就不是仅仅为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构成的旧史学格局补充从属于它们的内容，而是为历史学提供了一种分析人类历史的全新的维度。总体历史要求对历史现象进行长时段的、多层次的、立体的交叉研究；要求对历史发展诸要素方面进行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综合分析；要认识历史上的具体社会的社会构成、社会生活、社会功能等方面的历史。在传统的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之外，社会史以一种新的视角观察和分析历史，可以检验和修正我们的历史认识，成为历史学科总体上继经济史、政治史和文化史外的第四块基石，这对推动中国史学朝着总体化方向的全面革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三，社会史研究的发展带动了中国史学研究范式的革新。旧的史学研究范式与长期的政治革命相联系，研究选题大多集中在政治制度、阶级斗争、经济形态、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等历史现象上；研究手段主要是史料考证、辨伪、分类、排比，分析模式坚持从终极意义上说明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通史的编著模式多采用章节体，按王朝更替和重大事件划分历史发展的阶段等等。社会史从一开始就显示出突出的区别于政治史和经济史的特色，把具体时空条件下的社会的历史作为自己的研究范畴，集中研究不同历史时期的人口、婚姻、家庭、宗族以及城市社会、农村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历史；在研究方法上广泛吸收社会学、文化（社会）人类学、经济学、人口学等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丰富历史学的理论来源和解释模式。特别是历史学学科体系的革新和新的研究方法相结合，将会使历史学从内容到编纂模式发生巨大的变革，打破王朝体系和事件的限制，在保持其专业和学术特色的同时使史学著述模式多样化、社会化。社会史研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启示我们，历史学必须打破学科限制，引进其它学科的理论和分析手段，创造新的研究范式，以适应转型时代不断发展的社会生活的要求。
第四，史学功能的革新和发展。“鉴于往事，资于治道”是中国史学向来具有的主要功能。人们希望历史学为现实政治提供以往社会治乱兴衰的经验和教训，希望历史学起到“识忠奸，辨善恶”的作用。史学的认识和教育功能，也承担着巨大的政治责任。社会史和通史的发展将极大地扩展历史学的认识和社会服务功能，使人们在回首过去的同时充分注意历史社会与现实生活之间的联系，看到历史在为现实服务的同时，也是社会现实的一个表现方面，从而更好地认识和理解现实社会和现实生活，充分发挥历史学的社会服务功能。
今天，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社会关系模式都发生着迅速的变化，繁荣与发展历史学的根本途径在于对以往的史学体系和研究范式进行全面的革新和改造，使之适应社会变迁的要求。十多年来，社会史研究由复兴到发展，成为历史学中的重要部分，这对于当今中国史学的发展不无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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